​县处级干部跨省调任新动向

县处级干部跨省调任新动向

县乡干部是中国干部队伍数量最为庞大的群体。其中县处级干部处在工作一线，需要直接面对各种矛盾，是维系中国基层政治“神经网络”的“神经元”。

浙江省龙游县委常委、副县长周明军跨省履新四川省兴文县委副书记。

9月以来，多名县处级干部实现跨省调动提拔，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原镇长齐鹏被任命为甘肃省平凉市副市长；浙江省龙游县委常委、副县长周明军跨省履新四川省兴文县委副书记；台州市仙居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斌达跨省出任泸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省部级、厅局级干部跨省交流任职，但是像这样县处级官员通过跨省调动提拔的情况并不常见。

“这些干部的任命以及相关新闻，确实值得我们去关注。这种由中组部协调和开展调动的方式是一种组织行为，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干部规划都已细化到县处级。这跟原先地方政府间相互支援的方式不可同日而语。”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告诉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

新的晋升机遇

近年来，大量来自东部、南方发达省份的干部到北方、中西部地区交流，把发达地区比较先进的执政理念、手段与当地实际情况结合，和当地干部一道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活力。干部交流已成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具体措施之一。

根据2019年3月中共中央修订后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党政机关内设机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任职时间较长的，应当进行交流。经历单一或者缺少基层工作经历的年轻干部，应当有计划地派到基层、艰苦边远地区和复杂环境工作，坚决防止“镀金”思想和短期行为。

相比修订前，新版条例将原来的“加强干部统筹”改为“加强工作统筹，加大干部交流力度”，要求推进地方与部门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干部交流。

一名组织部干部表示，南方、东部与西部、北方的交流并非现在才有，如贵州、云南等地干部到东部地区去挂职，扩展视野。发达地区也派出干部到西部帮助当地提升干部素质和改进政府形象、提升行政效率。

按惯例，省部级干部等由中央组织部直接管理的干部常在全国范围内调整。但省管干部、市（区）管干部通常只会在本省、市（区）内调整。县处级干部跨省任职更不多见。

一般来说，县处级干部包括县委书记、副书记、常委，县政府正副县长，县人大常委会正副主任，县政协正副主席，县武装部部长和县公检法正职以及其他享受副县级待遇的干部；同时也包括在上级机关里担任处长等相关职务的干部。

一名退休处级干部告诉记者：“县处级干部跨省任职在过去几乎见不到，这些被跨省任命的干部相当于坐上了不同寻常的‘直升机’，明显是提拔重用。”

近几年中央非常注重干部的交流。“一方面是中央机关和地方之间干部的交流，以及东部地区干部和西部地区干部的交流，其目的就是提高党员领导干部队伍素质，同时对被调任者是一种能力上的考验和政治上的考察。”庄德水说。

“这次值得注意的是，浙江在周明军、王斌达公示期间明确这是由中组部统一安排部署的，这种干部任命是中央对干部队伍建设的一种创新方式。”庄德水指出，目前呈现出的状态显示，县处级干部跨省调任正从偶发状态变成一种制度化和常规化的行为。

快车道谨防“翻车”

有调研报告显示，县处级干部年轻化的趋势较为明显，且普遍拥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大多数县处级干部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想做出一番事业的冲劲更大，经过基层锻炼后具备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工作业绩突出的县处级干部由于距离群众更近，更容易获得较高的群众认可度。

一些县处级干部起于基层，一步步提拔到县级党政班子中，常担任副县长等副职。也有一些县处级干部是从上级党政机关“空降”到县党政班子中担任常委或正副县长。

结合齐鹏、周明军等人的简历来看，他们的工作经验比较丰富，既有在市级党委政府部门工作的经历，也有在街道等基层历练的经历。

其中，现年41岁的齐鹏，毕业于天津大学，拥有工学硕士学历，2005年调入天津市科委高新技术及产业化处工作，有较长时间的高新技术产业化工作经历。2020年3月，齐鹏调任天津市西青区委赤龙南街道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同年12月调任西青区精武镇党委副书记，今年1月任精武镇镇长。

周明军现年35岁。从东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毕业后，他长期在浙江省衢州市委统战部工作。2020年1月，周明军出任浙江开化县委常委、华埠镇党委书记，今年4月任龙游县委常委、副县长，直至此次跨省任职。

王斌达现年42岁，毕业于宁波大学法律系法学专业，曾在家乡杭州任职多年，历任杭州市上城区发展和改革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杭州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滨江区副区长等职。

事实上，在齐鹏、周明军、王斌达之前，根据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福建、云南等地就有县处级干部获得过跨省提拔。

2019年11月，时任福建省屏南县县长王旭东和时任福建省长泰县县长陈力予就被跨省任命新职。王旭东于当年12月跨省赴天津，担任天津市蓟州区副区长。其任前公示公告明确提到：“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省委有关规定，现将拟交流省外提任副厅级领导职务的王旭东同志予以任前公示。”同月，“80后”干部陈力予也赴天津出任宁河区副区长，并于2020年12月转任西青区副区长，两人都被提拔为副厅级领导干部。据统计，2019年天津从外省引进至少6名干部，这些干部大多在各区委区政府履新领导职务。

王旭东等人履新天津之际，各地多名干部远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就职。其中，时任云南省元谋县委书记习雁调任第一师阿拉尔市党委常委、副师长，阿拉尔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官至副厅级。

“其实公务员跨省调动和跨县调动都是一样的程序，说难也不难，说不难也难，关键是其本身能力有没有被上级实权领导注意到。”一名基层干部说，“能被调任就说明这些干部本身的素质、能力都非常突出，他们已经成为组织重点培养的对象。对其本人来说，这既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担当。”

这位干部还说，这种方式跟国家治国理政紧密相关：着眼于党的长期执政，发现、培养更多优秀的党员领导干部，来承担起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的重任。“这是通过组织的安排和程序上的保证，来推动干部队伍的更新换代。”

与此同时，这些跨省干部已经进入了仕途快车道，无论是对他们本人还是当地党风廉政建设，都要把握住底线。对此，庄德水提醒道：“对被调任的领导干部来说，这种机会意义不凡，是一场政治考验。之前也出现过，有一些跨省交流干部陷入腐败问题，让人感到很可惜。调任的干部应该守住底线、抓住契机，迈上更大创业舞台。”